“手工業考古·首師大論壇”紀要(上)
2019-04-21 10:08 來源:未知
“手工業考古·首師大論壇”紀要(上)
陽江日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員首先介紹了當下操作鏈理論研究的學術背景,認為技術、產業、社會是密不可分的三個單元,其中技術是核心,產業是技術的平臺。繼而通過對產業經濟學的認識,提出“產業鏈”的新思維,并以青銅冶鑄業為例詳細解釋了“產業鏈”理論對于手工業考古的促進作用。白先生認為從宏觀上研究古代手工業的時候,用“操作鏈”理論研究工藝、技術、流程沒問題,但研究不同手工業之間的關系以及整個手工業的時候,“產業鏈”理論可能更為適合。且對跨地域的整個手工業的研究,對研究產業結構或者說大產業布局非常有指導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員的報告,從《中華大典•工業典》的編寫談起,認為傳統手工業的研究未重視相關的考古資料,在當下追求大數據的時代我們面臨數據是否準確性的難題,文獻資料對傳統手工業的研究仍不全面,應從考古資料上下大工夫。

  西北工業大學材料與考古研究中心楊軍昌教授通過現代技術方法的有效介入,記錄了更多更全面的原始信息,揭示了更多的技術細節,尤其是出土文物材料與古代工藝信息。新技術方法的有效介入,一方面使得出土珍貴文物本體得以有效保護,另一方面這些信息也為考古學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性資料。并以他主持的隋煬帝蕭后冠的實驗室考古與保護項目的案列展現了運用現代技術揭示古代手工業技術細節的特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員以良渚古城反山王陵核心墓葬M12出土的良渚文化大琮為研究對象,通過觀察分析琮的四個直槽上下兩幅共八幅微雕神像的圖像結構,發現細部差異明顯。完整的神像遵循基本的格局,圖像構成元素和結構有基本的范式,但是在重要元素雕琢上各有差異,遂判斷至少有四人參與了八幅神像的雕琢。大琮的其他部位刻紋比較,如弦紋組之間的填刻、節面的獸面大眼、節面的神鳥形象等。M12其他雕琢神像的玉器,如大玉鉞、豪華權杖瑁鐓、圓柱形器等的比較,甚至反山王陵的其他墓葬刻紋玉器的比較,還有待進一步工作。

  故宮博物院王光堯研究員以上古中國的幾次文化擴張為報告切入點,以陶器為觀察對象,提出這些擴張是同一面貌陶器固有人群對異域的全面侵占和對其他族群的滅絕?還是被占領區族群對上述文化、器物的接受這樣的問題,對考古學文化、上古文化共同體、共同體直到國家形成過程中,陶器生產技術和陶器的使用所產生的影響這一問題進行了思考。他認為,在陶器生產中還產生了附帶值,如高溫窯爐催化了高溫瓷器,青銅器的冶煉使中國進入王國時期,鐵器的冶煉使中國進入帝國時期。瓷器從“無貴賤通用之”到貢窯,再到瓷器外銷,是國家形成中的見證者。最后,王光堯認為今天賴以區分考古學文化的陶器,表象上是不同面貌的陶器使用區域的擴大和融合,代表不同考古學文化的傳播與影響,但在本質上則說明不同人群對同樣面貌的陶器的使用或者對同一的認同,促成了群或體的擴大,最終形成了古代的中國。

  北京科技大學李延祥教授通過田野考察資料,總結了中原、西北、東北、長江中下游地區先秦青銅冶金遺址的階段性成果。晉南地區主要有垣曲口頭、垣曲河西、聞喜劉家莊、絳縣西無壁、絳縣柿樹林、絳縣小張、絳縣新莊、聞喜千金耙等存在龍山文化至二里崗文化時期的冶金遺址;河西地區有張掖西城驛、金塔縣火石梁、缸缸洼、二道梁、白山堂等,玉門古董灘、沙溝梁,敦煌的西土溝,瓜州兔葫蘆;遼西地區青銅時代早期的冶金遺址為牛梁河冶煉遺址群、赤峰翁旗尖子山遺址等;青銅時代晚期的冶金遺址有翁牛特旗大營子冶金遺址、敖漢旗周家冶煉遺址等;長江下游則以皖江流域、九江地區為主要的銅礦帶附近有冶金遺址的發現。不同地區青銅產業格局有共性也有不同,采礦、冶煉遺址分離是共性,中原與晉南存在分級現象,河西與長江中游地區有錫砷等資源與煉銅遺址結合的現象,遼西遺址內涵相同,無等級差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蘇榮譽研究員借用操作鏈的概念與視角,根據考古報告和相關地區出土遺物,對老牛坡青銅器和冶鑄銅遺物的分析,認為老牛坡的冶銅遺址很特殊,有悖于冶煉在礦山的慣例,并且鑄銅遺物十分簡單,數量很少,既缺乏大量相關的證據鏈,也缺乏對出土鑄范的科學研究,難以證明范被用于鑄銅且在當地使用。對遺物的認知還需大量的實驗研究才可深化。而所出的青銅器明顯有南方風格器物,可以認為是長江流域作坊生產而輸入之品。最后結合國內冶金考古現狀,提出冶金考古需要解決和探討的問題與方法。

  四川大學李映福教授從“南方絲綢之路”的走向,沿線金屬礦產的文獻記載、冶金遺址、金屬產品與冶金技術體系四個方面匯報了西南地區冶金手工業的區域特點。首先,通過文獻資料考證了“西南絲綢之路”起點周圍的金屬礦產存在鐵礦、銅礦等資源;其次以蒲江四面山古礦洞和鐵牛村冶鐵遺址、古石山冶煉炒銅遺址、漢源銅山遺址、洪雅瓦屋山銅礦遺址、西昌黃蓮關采冶鑄遺址等遺址為例,詳細介紹了發掘情況;然后分析出土的金屬產品,將“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器物分為“中原系”和“非中原系”,并且通過遺址展示了“中原系”的炒煉技術;最后以“資源技術社會”的視角,通過青銅器的生產與使用觀察西南地區早期文明與社會形態,通過鐵器生產與使用考察西南地區“漢化”的社會發展進程。

  北京大學秦大樹教授首先梳理了定窯貢御的文獻,并根據定窯遺址的考古情況,說明定窯的貢御方式是官府向生產技術較高的作坊訂購貢御瓷器的方式,與汝窯的置場專門生產貢御瓷器的方式不同。且宋代定窯的精細白瓷與南方的青白瓷是士大夫清雅藝術所追逐的產品,而并非以往學者所說的“尤尚青色”。(撰稿:王馨華/朱雪峰 審校:錢益匯)

  論壇第二組的主題為“手工業遺產保護與傳承”,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張劍葳和全球文化遺產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李光涵共同主持。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奚雪松首先審視了在迅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大量鄉村面臨的人口空心化、衰敗甚至消亡的問題,而“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等政府的保護政策和舉措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問題,一些鄉村淪為任務盲目者與工程狂熱者的犧牲品,文化遺產破壞嚴重。雖然“十九大”報告提出要發展鄉村旅游,旅游是鄉村扶貧的重要途徑,但發言人指出僅依靠旅游是不行的,唯有解決鄉村的產業問題,才能帶動鄉村發展。發言人介紹了他在浙江中部山區櫸溪村的保護實踐,通過發動當地婦女將傳統織繡手工業轉化為產品、商品,賦予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并通過傳統手工業的產業化連接鄉村和城市。最后,發言人希望通過正在開展的“手工的村落”鄉土保護實踐行動,從“環境美村、文化興村、產業富村、賢能強村”四個角度探討一種在新賢能引領下非遺帶動的鄉村復興途徑。

  全球文化遺產基金會的李光涵主任首先介紹了全球文化遺產基金會及該項目的背景。自2016年起,全球文化遺產基金會與北京輿圖工作室在貴州省榕江縣的大利村合作進行傳統紡織手工藝保護項目,旨在保護當地侗族的紡織技藝,鼓勵留守的侗族婦女在村寨里進行經濟生產,為當地的女性紡織手工藝人提供一種可持續的謀生方法。大利侗寨選址環境有著自然防御性,相對與世隔絕。因此當地婦女仍然保存著使用自己種植的棉花和靛藍染料進行編織、染布及刺繡的工藝,但是其用途基本為本人或家庭使用。在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沖擊,并且隨著年輕一代的外出求學務工與遷移,家庭手工生產制作的紡織品、傳統服飾等日趨沒落,傳統的手工技藝愈發難以傳承,這一手工藝形式面臨著失傳的困境。且目前村落中的紡織品輸出未能達到成系統的商業化程度,用途有限,也難以觸及到更廣泛的外部受眾。通過現代設計手段對傳統紡織手工藝進行創新,為當地婦女提供一個了解商業、當代設計以及合作社運營模式的機會。

  中央民族大學袁凱錚首先解釋了成本疾病的概念: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的進步部門將導致停滯部門出現相對成本的不斷上升,并認為這種現象也存在于文化遺產保護行業,并通過介紹2005年、2015年對昌都銅佛像工匠群的調查,反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問題。地區的銅佛像制作活動代表著藏族宗教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過去十年,藏族傳統銅像制作技藝成為受到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全社會對于傳統手工技藝的重視超過了以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推行,是一個“賦能”的過程。東部的“昌都工匠群”是中部地區最主要的銅佛像制作工匠群體。其制作銅像的技藝仍保持著傳統的樣貌,尤其在鍛打工藝和砂型鑄造工藝兩方面具有特色。工匠組織內部的技藝傳承以家庭的親緣關系為紐帶,舅舅傳藝給外甥的情況較為常見。伴隨著“非遺”保護的推行,過去十年,傳統砂型鑄造方法式微并趨于消亡,引進現代失蠟法鑄造技術卻并不成功,鍛打雕刻制作工藝重要性提升,并更加依賴佛教寺院高端市場的訂貨需求。成本疾病的詛咒導致的傳統手工技藝生產成本上升會持續下去。對抗成本疾病是一項對抗規律的艱難任務,發言人希望從政府、市場、群眾、學者四個群體中尋求解決方案。

  首都師范大學的員雅麗老師首先介紹了北齊韓祖念墓的地理位置與發掘情況。北齊韓祖念墓位于山西太原市北郊區小井峪鄉小井峪村,古時此地為晉陽城。晉陽城是北齊的軍事中心,在晉陽陸續發現有、貴族、軍事將領的墓葬,北齊大將軍韓祖念墓便屬于其中之一,墓出土了22 件鎏金銅器和金銀器。利用無線顯微鏡、X射線熒光能譜儀等科技手段,對這些器物的銅器成分、鎏金層等方面進行了無損科學分析。研究表明,22件銅器包括18件Cu-Sn-Pb合金,2件Cu-Sn合金,1件Au-Ag-Cu合金,銅器中多含有鐵、銻元素,與使用的礦料和冶煉的技術水平有關。鎏金銅器均為鑄造而成,然后采用金汞齊表面熱處理,金銀器在技術和風格上均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響,如金首飾采用了金珠裝飾工藝。銅器器形和制作工藝均為本地特色,部分鎏金工藝并未有效阻止銹蝕。鎏金層和基體之間能夠產生銹蝕,導致鎏金層脫落??紫堵逝c鎏金層厚度成反比,同時受到工藝影響,壓亮工序不夠到位也容易產生孔隙率增加。研究成果為全面了解北齊時期金屬器制作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

  北京大學的助理教授張劍葳首先從我國金屬建筑的歷史和分布情況談起,作為其栗氏金火匠人家族研究的背景。栗氏金火匠人是明代山西澤州陽城縣潤城鎮(古稱“小城鎮”)著名的金火匠家族,留有鐵鐘、鐵塔、鐵醮爐、鐵人、鐵獅子、銅神像等金屬作品。根據近年實地踏查收集的上述遺物,從其銘文信息中整理出第八至第十二代栗氏匠人的姓名,及其作品的分布區域,結合文獻梳理出栗氏家族及其技藝、作品發展的大致情況。明永樂年間,栗氏家族中的“金火大鑑”栗景誠帶領一支族人“奉工部勘合”,遷至平陽府襄陵縣,此后在晉南和黃河對岸的陜西都留下了金屬作品。目證出第八至十二代栗氏匠人活躍于明嘉靖、萬歷年間,而萬歷年間也是金屬藝術制品大量制造和存世的時代,除了栗氏匠人,也還有很多金火匠人的信息留存至今。通過對比斗拱的區別,可以發現另一組匠人為晉陽陳氏。中國建筑史上,大量建筑工匠的信息容易隨著建筑本體的滅失,或構件的替換而軼失(尤其大木工匠),少量可能隨金石史料保存至今。手工業其他部門也有這種情況。唯有金火匠人,其姓名常留有銘文,可能隨作品傳世。如能加以系統考察,就為研究其世系和相關活動提供了條件,使得我們有可能透物見人,看到更豐富的歷史社會活動,也為我們理解這些物質遺產之間的關聯提供更深入的信息。

  首都博物館館員趙瑞廷和彭淼淼對明代定陵萬歷墓出土的部分金器的合金成分利用XRF進行無損檢測,并分析其現象,研究認為這些現象與匠人加工合金的工藝有著必然的聯系。金器加工的花絲工藝,利用體視顯微數字圖像,也得到了明晰的解讀,并且不同的器物其工藝截然不同。如金環玉兔耳墜,其底部用黃金底片與金圈焊接而成,金圈工藝為熱拔絲,從殘留痕跡可以判斷出來。根據成分比例分析發現,黃金制品并沒有采用純金,其中的白銀成分能有效提升器物的耐久性。如金托玉爵,其底部圓盤金托使用了用磨軋工藝,圓盤中間的圓點是圓規的中心。如金蓋金托玉碗,此器由玉碗、金碗蓋、金托盤三部分組成,金托盤的五爪龍使用了鏨刻工藝,底部加工時破裂,匠人用角鋼狀金片補救,目前可見有掉落。如花絲鏤空金盒玉盂,使用龍骨工藝固定柔軟的金絲,也具有內部龍骨,焊接部分剪開錯位焊接。又如金扣玉帶板,采用了祖母綠中空的金托,金鑲爪采取了焊接工藝。以上器物的工藝,在明代皇家器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從實物的角度以科技手段解讀其工藝更具有實證意義。(撰稿:于覲誠 圖:王維龍 審校:范佳翎)

  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博物館的胡繼忠先生從對大河村遺址規模、房屋及對手工業制品的考古學觀察入手,介紹了大河村遺址的基本情況,詳細闡述了各手工業種類,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牙器、蚌器等多種制品,認為大河村先民在仰韶文化時期創造了發達的原始手工業,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奠定了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手工業的種類增多、制作工藝的提高。手工業制作技術的復雜化、精細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能夠脫離農業生產,投入到手工業的加工制作之中,史前時期的手工業逐步由原始走向專業。在介紹中,胡繼忠先生通過對手工業制品及其工藝流程的分析,在追溯其工藝承續及發展變化的基礎上總結出手工業制造特色,并結合館內實際對史前手工業的展示方式及設計進行了合理設想。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楊兆凱先生通過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房山實驗考古基地和長島實驗考古基地舉行史前建筑復原工作營相關工作的總結,整理出一套明確的史前建筑實驗考古方法。史前建筑研究對于揭示中國建筑遺產的特征形成和演進有著重要意義,隨著20世紀以來相關考古發現的大量累積,前輩考古和建筑學人均對史前建筑和聚落遺址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和闡釋。楊兆凱詳細闡述了實驗考古對史前建筑史建構的意義,圍繞兩期實驗考古活動,即八里崗仰韶時期排房F71和長島北莊F39的復原建造,記錄、評估并重新審視了史前建筑及史前建造活動,從營造視角探討了史前建筑的方案設計、施工組織和工程做法等問題,結合營造實例對中國或東亞建筑史中的“橫架”“縱架”體系給予評析,同時對實驗考古的潛力和局限性進行了有益反思。

  北京聯合大學的武家璧老師在主題發言中從“通感”、“移情”等實驗心理學的角度,詳細探討了手工業技術規范中遵循的多種原則及其文化內涵。以《周禮•考工記》中編鐘、編磬的簨簴為例,“樂器所懸橫曰簨(筍),植曰虡,鐘虡飾以蠃屬(淺毛獸虎豹等),磬虡飾以羽屬(鳥類), 橫筍則飾以鱗屬(龍蛇類)”,所欲達到的效果是“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即打擊樂器時聲音好像是從筍虡上的雕塑動物中發出來的。這種“復合感覺”的效果是出于“貴野聲”的背景,即尊崇自然之聲而賤樂聲的審美觀念。此外,工匠設計筍簴的形式時,首先應當遵循“于聲相宜”的原則,根據制作對象及適用場合的不同而進行適宜的設計制作;其次還要做到“匪(彩)色 似鳴、若備其聲”。曾侯乙墓出土的鐘虡銅人、鶴架磬等,證實《考工記》所記不誣。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從手工業技術規范中可見一斑。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國梁先生以二里頭、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為例,從城市和青銅時代的概念介紹入手,就中國早期青銅時代手工業的“工商食官”制度發表了主題演講。公元前三千紀晚段,以良渚、石峁、陶寺為代表的大型城邑出現,這是青銅時代早期城市的預演。之后隨著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超大型聚落和核心文化的登場,中原地區進入了廣域王權的國家階段。陳國梁先生明確指出,在二里頭和二里崗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處工必就官府”和“工商食官”制度,手工業生產方式的轉變與城市和核心型文化出現背景一致,手工業發展也與核心型文化的出現和拓展步調相同。在拓展過程中,廣域王權國家形成,資源獲取的途徑更廣泛、社會組織實現轉型,專業分工更趨精細,迎合和加劇了社會復雜化的進程。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的魏嘉臻女士從?;韬钅钩鐾羶杉狍鱼懳募跋嚓P文獻記載入手,介紹了中央少府屬官與地方工官的存在、發展及狀態。魏嘉臻女士將官營手工業與王國手工業制度及產品相對比,詳細分析了工官與地方手工業的關系,以及在這一時期的市場發展狀況。魏嘉臻在報告中提出,西漢手工業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地方手工業主導、地方手工業與工官并存、官營手工業主導,但至于其具體的運作形式,還有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何毓靈老師介紹,殷墟自上世紀初葉發掘以來,已揭露商代晚期的各類型墓葬萬座以上,出土了大量的隨葬品,其中以手工業制品如銅、陶、玉、石、骨、角、牙、 蚌、貝等無機質最為普遍,面對如此發達的物質文明,與之相應的則是大量手工業生產者的存在。在經過對大量相關墓葬的發掘實踐和對殷人“居葬合一”制度的分析研究后,何毓靈老師認為這些手工業生產者生前在作坊內進行生產,死后也相對集中埋藏于作坊區附近,即報告所提“工匠墓”。何毓靈老師表示,最終討論的問題應當是手工業背后的“人”。從事生產的工匠們,最基層的組織單位應是家族,這不僅從墓葬布局、形制、隨葬品中能夠反映出來,殷墟的甲骨文、金文資料也充分說明這些。家族手工業生產可以很好地解決技術傳承問題,同時,也可有效控制技術外流。這一點在殷墟手工業遺跡和西周早期諸侯國遺址如洛邑、宗周的手工業遺跡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北京科技大學的Brett Kaufman從對“Zita”的古迦太基遺址的調查與發掘入手,介紹并分析了從迦太基到的黎波里的古老貿易路線。“Zita”的名字是在19世紀的石碑銘文中發現的,這是一個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迦太基殖民地,也是這條古老貿易路線上的重要歷史參考。遺址中發現的拉丁文的石碑記錄了一些“Zita”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羅馬法庭的建設和翻修等,證實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迦太基被羅馬摧毀并逐漸加以殖民統治的歷史。此外,這座古城中還發掘出了一些腓尼基文化遺存。這些發掘成果不僅初步構建了Zita的文化發展歷程,還見證了陶瓷、橄欖油和冶金業的蓬勃發展。在羅馬的占領下,該遺址的冶金活動持續了大約兩個世紀,在公元300年左右逐漸衰落并廢棄。(撰稿:鮑杰瑞 圖:王維龍 審校:范佳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海濤先生分別介紹了二里頭都邑青銅冶鑄、制陶、制骨、綠松石器制造、石器制造等多種手工業生產遺存的發現情況,根據這些發現,總結出二里頭都邑手工業生產存在大規模作坊和小加工地點兩種形式;大規模作坊及圍垣作坊區分布較為分散;多處生產地點同時生產多種質地的產品。這些情況反映了二里頭早期王朝多種制度初創時的相對不成熟特征。

  他提出了兩點問題:第一,二里頭都邑發現的手工業作坊種類、數量和資料完備程度均較欠缺。第二,目前對手工業生產的研究不全面、不充分,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工作。他還對未來工作有兩點展望:一是手工業遺址要系統鉆探,適度發掘。二是手工業考古的研究要更加全面、綜合,例如從遺跡構成、功能分區、不同遺址比較等方面進行聚落形態研究;從操作鏈、生產技術與流程、生產組織和管理、原料來源、產品去向等方向進行手工業考古研究,并擴展到社會史研究的范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員詳細介紹了豐鎬遺址的手工業作坊遺存的主要發現,包括鑄銅作坊遺存、制骨作坊遺存和制陶作坊遺存。通過這些發現,總結出對豐鎬手工業作坊遺址與都城聚落關系的初步認識,認為鑄銅作坊可能具有官營性質,以滿足所謂“宗器不鬻”的需要,而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內的個人經營。他指明了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的三個方向:1、由個別的具體遺跡現象發掘到聚落考古思維下的整體性作坊遺址發掘。2、由工藝技術研究到社會歷史研究,將手工業生產置于社會背景中去探討其生產組織、分配與交換及其社會功能、意義。3、將手工業作坊遺址置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商周手工業作坊遺址所反映的中國古代都城特色和、社會結構特點。

  中國國家博物館李剛先生對山西聞喜縣千金耙遺址的發掘概況進行了簡述,他指出,千金耙發掘區范圍內年代較早的遺存為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及二里崗下層、上層文化陶片,亦有少量戰國時期陶片及鐵器出土;中條山礦物富含高放射性成因鉛,其鉛同位素比與個別二里頭及大量商前期青銅器同類數據分布重疊,推斷二里頭及早商時期銅礦來源與中條山存在一定的關系;采礦石器形制多樣,體量亦有較大差別,表明其用途的多樣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樹祥先生回顧了銅綠山礦冶遺址兩個階段的考古發掘成果,認為該遺址發現的四方塘遺址墓地為研究銅礦采選治的生產管理與人工技術分工提供了新資料?;九暹€原了銅綠山春秋時期較為完整的礦冶產業鏈,為研究銅綠山乃至中國古代礦冶的技術流程、生產規模等拓寬了新視野,為認識冶煉水平與銅料流向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發言者也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學術問題:1、銅綠山始采年代;2、銅綠山與商周文化的關系;3、宋明清焙燒爐反映的技術問題與經營性質問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楊文勝先生收集了大量青銅時代包含“鹿”圖像的物質資料,對其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分類,并總結了每一類別的特點。他認為,中原地區鹿圖像更多使用在玉器上,是由于絲路貿易產生的現象。青銅時代“鹿”圖像存在演變的過程,從紋飾的主體轉化為輔助紋飾;從早期使用在單一材質上到戰國時期廣泛使用在多種材質上;從平面化的紋飾,片狀玉雕、版式到立體化的圓雕。他認為,鹿圖像是一個游離于禮器范疇外的身份等級符號,是中原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產物。

  山東臨淄齊故城闞家寨冶鑄遺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臨淄區文物局聯合發掘。作為項目組成員之一,首都師范大學錢益匯教授首先介紹了山東臨淄齊故城闞家寨冶鑄遺址總體發現及意義,其后重點介紹了所負責的第Ⅲ發掘點的主要發現和初步認識。據該地點發現的大量鐵渣、爐壁、煉渣、鐵片、鐵制品、銅渣等遺物,結合科技分析,認為該區域從戰國到西漢晚期連續存在熔鐵、鑄鐵、制鐵的作坊遺存。同時該地點可能也存在煉銅或熔銅行為。根據出土的大泉五十陶錢范,該地區在王莽時期可能存在鑄錢作坊。至少從戰國時期開始,齊故城內已有鐵器工業,西漢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臨淄也是新莽時期鑄錢中心之一。他還從學科建設角度,探索了如何在考古工作中積極開展多學科合作與研究。

  山東大學王青教授對邾國故城出土的8件青銅器進行了介紹,包括詔版2件、貨版1件、權衡1套5件。根據銘文可知,制作年代為新莽始建國元年。他對這批新莽銅器的使用進行了推測,認為權衡可能是等臂式衡器,詔版可能嵌于木量器斛的外壁。新莽銅器中,銅詔版和權衡是首次科學發掘出土,貨版是首次出土,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很珍貴的材料。銅器的銘文內容與文獻多可對應,對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幣制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和度量衡發展史有重要意義。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丁見祥先生對“九梁一號”沉船的調查過程、保存狀況、出水文物等情況做了詳細闡述。他將出水陶瓷器分為兩組,對第二組 “安平壺”瓷器進行了專門研究,通過梳理安平壺在中國、越南、日本、印尼等地的發現,推測從福建沿海出發的東洋航路經澎湖分別到達、日本、菲律賓等地,參與的貿易集團包括鄭氏海商集團、荷蘭東亞貿易和日本朱印船貿易。他認為,安平壺的功能除了作為實用器皿,還可能有宗教意義。丁見祥先生還分析了“九梁一號”的沉船年代和原因,認為其是在船舶操作不當、船舶屬具損壞或遭遇惡劣海況等可能因素影響下,最終因觸礁、擱淺而沉沒。最后,丁先生指出,閩北邵武窯目前還有不少疑問,還需進一步開展工作。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先生介紹了桐木嶺遺址的發掘、研究概況。他認為,煉鋅坩堝的形態存在由矮胖形向瘦長形演變的過程;桐木嶺遺址和重慶忠縣、廣西羅城等地發現的煉鋅遺存相比,以“以礦就煤”的分布原則為主,煉鋅作坊各種功能結構更加完整,冶煉工藝更加科學合理。發言者使用多種室內科學分析方法,分析出礦石的成分為閃鋅礦和方鉛礦,坩堝底部爐渣的成分以硫化鋅礦為主,使用少量氧化鋅礦,并參考古文獻和古法煉鋅技術,對槽形冶煉爐和坩堝內礦料進行了還原。這些探索為我們研究古代礦料來源、冶煉工藝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撰稿:王雨夙、劉潔 圖:楊志偉 審校:錢益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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